在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莲花镇，白交祠村、军营村做了一笔交易，两地生态农业茶园两年期碳汇3357吨卖出一万多元。虽然成交量和成交金额不算大，但传递出农业碳汇有价值且可以交易变现的市场信号，农民又多了一条致富途径。

这种对农产品固碳的生态价值进行量化、交易、变现的做法，既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指出了“破题之道”，也为农民增收注入了“源头活水”，成为撬动绿色经济的新支点。

在迈向碳达峰、碳中和的道路上，农业是继工业之后我国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源。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气候变化第二次两年更新报告》，2014年我国农业温室气体排放量为8．3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占全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7．4％。

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可持续发展研究室主任金书秦接受《环境经济》采访时表示，从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自1961年以来的统计数据来看，我国农业温室气体排放大概可以分为3个阶段，这又与我国农业农村发展经历的自然增长、改革开放、绿色转型3个阶段高度契合。

第一阶段是1961～1978年，农业温室气体排放量平稳增长。沿袭“靠天吃饭”的传统模式，这一时期我国农业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增长，主要源于人口增长带来的开垦面积和开垦强度的增长。到了20世纪70年代，随着化肥使用量的上升，农业温室气体排放量从2．49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增至4．07亿吨二氧化碳当量。

第二阶段是1979～1996年，农业温室气体排放量快速增长。彼时，我国农业发展迎来了制度变革和技术创新的双重红利，在节约劳动力、提高生产率和增加农业产出的同时，农业温室气体排放量也快速增长。

金书秦告诉记者，1995年我国化肥使用量、农业机械数量和电力使用量迅速提高，三者分别是1978年的4倍、3倍和7倍，粮食产量因此在1996年首次突破5亿吨，但同时1996年农业温室气体排放量达到了8．26亿吨二氧化碳当量。

第三阶段是1997年至今，农业温室气体排放量趋于平稳。在这一时期，制度红利逐步减弱，高强度的化学投入边际效益开始下降，环境问题逐步凸显，农业面源污染防治被提上重要议事日程。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农业绿色发展政策，有效遏制了农业化学投入品的增长势头，显著提高了秸秆、畜禽粪便等农业废弃物的综合利用水平。”金书秦说。

农业农村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三大粮食作物化肥农药使用量连续5年保持下降势头，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超过76％，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87．6％，农膜回收率稳定在80％以上。

农业温室气体排放主要来自农业活动和能源消耗两大方面。其中，农业活动包括肠道发酵、粪便管理、水稻种植、化肥施用、粪便还田、牧场残余肥料、作物残留、有机土壤培肥、草原烧荒、燃烧作物残留等，而能源消耗包括种植业、养殖业和渔业的机械用能。

农业主要排放甲烷、氧化亚氮和二氧化碳3种温室气体，甲烷主要来自家畜反刍消化的肠道发酵、畜禽粪便和稻田等，氧化亚氮主要来自化肥使用、秸秆还田和动物粪便等，二氧化碳主要来自能源消耗。

金书秦向记者介绍说，当前我国农业温室气体排放具有三个结构性特征，即农业温室气体排放以“非二氧化碳”为主，甲烷、氧化亚氮两类温室气体排放占比超过70％；碳排放来源从种植业、养殖业各占“半壁江山”逐步发展为种植业、养殖业、能源消耗“三分天下”；机械化带来的能源消耗成为农业实现碳达峰目标的最大不确定因素。截至2018年，能源消耗带来的碳排放占比已达到农业碳排放的27．18％，超过化肥成为第一大排放源。

金书秦告诉记者，“十三五”以来，我国以“一控两减三基本”为抓手在农业绿色发展领域做了大量工作，有效地促进了农业领域减排固碳，表现为部分碳源的排放总量下降和碳排放强度下降。

反映在具体数据上，2016年，农业温室气体排放量达到8．85亿吨二氧化碳当量之后，连续两年下降，2018年为8．7亿吨二氧化碳当量。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发布的数据也显示，我国农业碳排放强度从1978年开始至2018年呈现下降趋势，尤其是1978～2000年，农业万元GDP温室气体排放量从40吨降至5吨，到2010年降至2吨，到2018年减少至1．29吨。

农业既是温室气体重要的排放源，同时又是一个巨大的碳汇系统，农田、森林、草地和湿地等农业生态系统具有很强的固碳功能。

根据最新的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我国林业碳汇、农田土壤碳汇、草地碳汇和湿地碳汇分别为8．4亿吨二氧化碳当量、0．49亿吨二氧化碳当量、1．09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和0．45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农业碳汇合计超过10亿吨二氧化碳当量。

农业碳汇是指通过改善农业管理、改变土地利用方式、育种技术创新、植树造林等方式，吸收二氧化碳的过程、活动或机制。农业碳汇能够抵消一部分减排难度大、成本高的碳排放，从而降低整个社会实现碳中和的成本。

今年6月，作为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的重要文件之一，《农业农村减排固碳实施方案》印发，从顶层设计层面为我国农业农村减排固碳提供了系统性实施路径。

“农业农村减排固碳要双管齐下。”金书秦分析说，农业的碳排放很多是生存性、基础性的排放，而且碳排放量小。从短期来看，首先是强度上的减，然后是总量上的减。从长远来看，固碳也就是增汇，这是农业助力碳中和的重点所在，不仅可以为农业农村自身增汇，还能为整个社会经济碳排放的抵消作出贡献，为经济社会发展扩大空间。

目前，不少地方正在试水农业碳汇市场。8月17日，农业碳汇保险在福建省宁德市福鼎市试点落地，为当地特色农业产业提供300万元碳汇损失风险保障。

据了解，农业碳汇保险将保单所涉区域的农作物品种、生长特性进行划分，进而就不同品种农作物及其农田的固碳能力进行分析与监测，以其碳汇损失作为保险理赔依据，保险责任包括火灾、冻灾、泥石流等自然灾害与种植区域土壤肥力不足等事故造成的碳汇损失，将约定灾因造成的农作物固碳量损失靶向关联。当碳汇损失达到保险合同约定的标准时，视为保险事故发生，保险公司按照约定标准进行赔偿。

作为“中国白茶之乡”“中国最美生态茶乡”，福鼎市拥有生态茶园种植总面积36万亩，2021年白茶产量2．53万吨，茶产业综合产值137．26亿元，全市生态茶园、宜种植被及其种植区域农田年增汇量超过20万吨，不仅是福鼎市经济支柱产业，更是宝贵的绿色财富。

时间再往前推移。5月5日，在厦门市同安区莲花镇军营村、白交祠村交界的初心使命馆，全国首批农业碳票发证暨农业碳汇交易签约仪式举行，厦门产权交易中心成立了全国首个农业碳汇交易平台，促进农业生产转化为碳交易产品。

在现场，军营村和白交祠村分别领到了首批农业碳票。据了解，同安区是厦门市的农业大区，农业资源丰富，仅白交祠村、军营村就拥有生态茶园7755亩、生态公益林7600亩，两地生态农业茶园两年期碳汇为3357吨，于5日成功交易，被厦门一家食品企业购买，用以抵消其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中产生的部分碳排放量。

金书秦告诉记者，这次交易量和交易金额虽然不大，但是起到了很好的示范效应，传递出农业碳汇是有价值且可以交易变现的市场信号，推动农业由“碳票”变“钞票”。

从“碳票”变“钞票”，金书秦认为，其中一条实现路径，就是构建农产品碳标识体系。“通过构建农产品碳标识体系，可以服务于碳达峰碳中和、助力乡村振兴、支撑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实现小切口解决大问题的目的。”

农产品碳标识是碳标识在农产品领域的具体应用，是农产品领域重要的碳信息披露工具。以农产品碳标识为依据，消费者可以知晓农产品在生产、流通、消费各环节的碳排放情况和固碳情况。

金书秦告诉记者，农产品碳标识能够进一步完善农产品优质优价体系，特别是随着碳市场的日趋完善，消费者对低碳产品买单的意愿和需求也日趋强烈，将会催生和促进绿色产业、绿色消费实现更深层次、更高水平的大发展、大变革、大融合。同时，农产品碳标识为农业部门碳资产管理提供信用背书，为后续农业碳汇交易和碳金融提供了基础信息支撑。

那么，如何构建一套各方能够参与并且可持续运转的农产品碳标识体系？金书秦认为，可以分为三步走：第一步是通过碳标识使农产品产生市场溢价。碳标识所承载的信息包含两部分，一方面是农产品生产过程的绿色化程度，另一方面是在农产品交易中赋予了碳减排的概念。在“双碳”背景下，这就意味着具有碳标识的农产品既可以吸引具有支付意愿的一般消费者，也会催生具有减碳责任的企业等购买需求。

第二步是通过对生产主体绿色生产行为进行认证，为金融机构提供重要的识别信息。由于目前农业绿色生产标准较难衡量，金融机构往往不容易识别农业低碳转型项目。碳标识是较为直观的农业绿色生产衡量结果，可以成为农业生产主体获得金融机构授信的重要依据，越低碳的生产者越易于获得低利率的绿色信贷。

第三步是将农业碳汇转化为可交易碳资产，通过碳交易手段变现碳资产价值。推动农业碳汇转化为可交易资产，需要成熟完善的方法学、公平有序的交易规则，而农产品碳标识体系的构建，为农业碳减排核算方法学开发引入了市场驱动，逐步推进农业生态价值实现进入高级形态。

在金书秦看来，农产品碳标识并不仅仅是简单的农业生产过程中的碳信息披露，更是实现农业碳资产管理的重要媒介和减排固碳价值实现的信用背书。开展农产品碳标识探索，就是通过碳汇这个有形的市场，将农产品固碳的生态价值进行量化、交易、变现，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指出了“破题之道”，为农民增收注入了“源头活水”。

目前，在一些国家，碳标识制度已经在农业系统得到应用，但国内农产品碳标识体系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据了解，金书秦带领的团队正在江苏省淮安市洪泽区开展一项工作，以优势农产品水稻为切口，探索了一套基于化肥减量的水稻碳标识认证体系。

据悉，当地生产的大米已经获得了绿色食品认证和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他们在原有工作基础上，将生产者的化肥减量转化为碳减排量，对不同减排程度的农户及其大米产品贴上不同等级的“碳标”，后续基于“碳标”，在大米收购价格、精准政策扶持上对碳减排程度高的农户给予激励。

金书秦告诉记者，“未来要想激励农户主动贴上农产品碳标签，必须开发出符合我国国情的农业碳资产管理商业模式，将农户减排固碳的努力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收益。”